邵燕祥：有人说汪曾祺是最后一个士大夫，我却宁愿说他是个自由派
汪曾祺（左）和邵燕祥（右）
邵燕祥：汪曾祺小记
我先是管他叫汪曾祺同志，或曾祺同志，后来也随着林斤澜他们简称之为曾祺。晚近几年人们多称他汪老，我虽向来不喜欢什么老什么老地叫人，但也只好随俗，不然显得我不懂敬老似的。
现在他已成故人，我们就像对待一切历史人物那样，径呼其名吧。
汪曾祺在一份小传里这么说：“1949年以后10年我没有写什么东西，是一段空白。”我却记得这期间两次见到他写的东西，都引起私心里一点惊喜。头一回大概是1951年《北京文艺》创刊号或第二期，有一篇《一个邮件的复活》，署名汪曾祺。比报上一般的新闻篇幅长，而能吸引人一直看下去。邮递员的事迹本来都是平凡的工作，真人真事更受不少限制，但是作者选取了死信复活这么个角度，写得饶有兴味。曾祺本人可能因为是奉命采访，写出来，发表了，就完成了任务，没把它算作自己的文学作品。我在那时候众多叙事写人的文字里发现它，记住它，绝不仅仅是因为我熟悉作者的名字，读过他写的小说。就像1956年，萧乾的特写《万里赶羊》一下子抓住我，不是偶然的。
这两篇印象殊深的散文，我后来都没有重读过，如果说，那是因为当时触眼多平庸之作，看到两位老写手笔下取材稍具匠心，便觉文采斐然，一新耳目的话，那么，1957年6月《诗刊》上他的短诗《早春》，在今天看也仍是上品。
(新绿是朦胧的，飘浮在树杪，
完全不像叶子……)
远树的绿色的呼吸。
诗只一句，充其量算3句。但如说起1957年“鸣放”时期的诗，不能不想到它。
汪曾祺的诗，又“古典”，又“现代”，读过他早期小说的人；知道他曾经把一只手伸向西方。只读过他10多年来新作的人，在他炉火纯青的叙述中，几乎找不到域外影响的痕迹．他针对一似乎理直气壮的论调，对所谓“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”提出置疑。据报道，他说他如果写长篇，就写《尤利西斯》、《忆逝水年华》那样的。然则他酝酿已久的长篇历史小说《 帝》，倘若真写出来，该是什么样子呢?现在，这跟鲁迅计议写的《唐明皇》一起成为文学史上的遗憾了。
有人说汪曾祺是最后一个士大夫，也许是指他能诗能写能画，这样的人在今天的文人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。劝年轻作家要更“有文化”，他是有资格说这个话的 。我却宁愿说他是个自由派，是五四运动以后曾经为新文化主流的那样的自由派。他不是前朝遗老，他是前朝遗老的对立面。他的孩子有时叫他“老头子”，连孙女也跟着叫。亲家说这孩子“没大没小”。曾祺说他觉得一个现代的、人情味的家庭，首先必须做到“没大没小”；父母叫人敬畏，儿女“笔管条直”，最没有意思。他又说，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，他们的现在和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。“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来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，而且，可恶!”单是这一条，若搁在巴金的《家》里，肯定是觉民、觉慧们才有的思想!不能见容于高老太爷和冯乐山那批士大夫的代表的。
《受戒》就更是异端了。只要想想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，提出了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，某地某大员竟在“黑五类”的地富反坏右之后，补充上僧、尼、道，而汪曾祺一度被调去搞“样板戏”之最高原则，一是派谁当主角等于让谁占领历史舞台，一是恋爱婚姻划为禁区。这篇不长的小说偏偏反其道而行，大大“美化”边缘人物和“边缘感情”，宜乎使某些人瞠目，即令放它一马，也只不过视为冷盘，不能当成主菜了。
这样的文学勇气，与士大夫气能相容乎?
不少朋友在追忆汪曾祺的文字里，都说起他为人的随和、恬淡，为文时也体现了心闲气定的风格。这是不错的。
一个大半生处于乱世的人，怎么能做到时时处处心闲气定?我在他的《跑警报》里找到一点解释：“他们(按指日本侵略者)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，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。我们这个民族，长期以来，生于忧患，已经很‘皮实’了，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，都用一种‘儒道互补’的精神对待之。这种‘儒道互补’的真髓，即‘不在乎’。这种‘不在乎’精神，是永远征不服的。”
鲁迅让我们于陶渊明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之外，也还看到他不那么“静穆”的作品。
陶渊明原是有“在乎”有“不在乎”，其“悠然”者是已“不在乎”了也。汪曾祺在《无事此静坐》一文里也自白说，“我是个比较恬淡平和的人，但有时也不免浮躁，最近就有点如我家乡话所说‘心里长草一云云。这是毫不矫情的大实话。当我拿起电话听筒，听见曾祺提高几度音骂道：“那个王八蛋……”时，直觉就是，逼得冲和淡泊如老先生这样说话的，那“王八蛋”必定真是王八蛋无疑了。
汪曾祺有“不在乎”，亦有所“在乎”，因此他才做到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
我有一张照片，摄于1958年春，旁边注明：“反右’以后，下放之前，告别家屋，窗前留影。”因为照片中的我是微笑着的，有人质疑，问我为什么笑，我也说不出，只得推说贾宝玉丢了通灵宝玉那个命根子不是也还傻笑着吗?曾祺小说里写一个女同志打成“右派”以后，“……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”。曾祺说那天回到家里，见着爱人说：定成“右派”了。脸上就是逞着这种奇怪的微笑的。“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笑”，他说。阅世深如汪曾祺且不知其何以要笑，我还能拿出什么像样的理由来呢?
曾祺的作品，不大关涉政治，这是他的审美趣味决定的。我翻看他近年出版的散文随笔，也只找到两处。
一是1989年8月写的：
我希望政通人和，使大家能安安静静作下来，想一点事，读一点书，写一点文章。
一是1991年写的，稍长：
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。曾被打成“右派”的那一代人，除了已经死掉了，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。他们的工作．的动力，一是要实证自己的价值。人活着，总要做一点事。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。但是，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，甚至轻信，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，恐怕是很难了。他们对世事看淡了，看透了，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。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。人的心，是脆的。
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
为政临民者，可不慎乎。
其实，曾祺还是既不失热情又不失天真的。这一段不失温柔敦厚的话就是证明。
汪曾祺去世已经一个多月了。但朋友们聚会时想到他，面前有酒想到他(一桌豪华筵席不如来一盘爆肚，喝二两汾酒)，看到好文章想到他，看到坏文章也会想到他(他会说：可恶)；走过福州馆前街，想到他仿佛还在那四层楼上，写他的字，画他的画(“亦是快事”)；想他间或漫步出胡同口，侧耳听蝉声，走走停停，若有心事，不知是在打腹稿，还是在打量行人。
总觉得曾祺还在我们中间，不像是与我们永诀之人。但，一时关于他，人们写的都是悼念文字了。我和他过从不密，但自以为相知不浅。见面或不见面，有话就说，直来直去，虽然所谈多是不足道者。他只向我提出过问题，却没有批驳过我，我对他没顾忌，他对我也不设防(可能他对什么人都不设防吧)。
尔今尔后，我们随时拿起汪曾祺的书来，我们仍然好像听他娓娓而谈，但我们想对他说点什么，却再也看不见那认真倾听专注的眼神了。纪念，纪念，纪以为念：这里写下我的一些想不能讲在当面了，将不谓我为背后议论乎? 可惜，再也听不到睿智兼风趣的插话了。
1997年6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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